商朝末年，由于商纣王倒行逆施，搞得“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公元前1046年正月，远在岐山的周部落首领周武王姬发，继承父亲周文王灭商遗志，乘商朝大军在东南远征的机会，以讨伐暴虐的纣王为名，联合各路诸侯率军东征商都朝歌。昔日的商王朝防御前哨和战略要地宁邑，又成了周人“修兵勒武”之处和牧野与商军决战的出发地。周武王利用宁地距朝歌较近，古者师日行三十里，从宁地出发，不过五日即可达朝歌。此外，周人从镐京出发东进，长途跋涉，不免劳顿。而宁地在商王朝时就适宜驻次军旅，因而周军至此稍事休整，并作最后的战斗动员，争取对商军一战而胜是大有益处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商末周初于宁地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武王伐纣至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可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也？”太公曰：“爱其人及其屋上乌。恶其人者，憎其骨。余咸刘厥敌，靡使有余。”武王曰：“于戏！天下未定也。”周公趋而进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无获旧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于戏！天下已定矣。”乃修兵勒武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
    修武由此而得名。修武及周边邻县，与武王在此“修兵勒武”的地名遗存有：
待王镇，原属修武县，今属焦作市山阳区，相传武王行军至此，当地百姓在此箪食壶浆，迎接王师。
    大文案村和小文案村，都在修武县郇封镇东，相传武王伐纣时车载文王的木牌位，到此处时要集体祭拜文王，就将文王的牌位安放在这里。
    同盟山，原属修武县，今在获嘉县境内。相传武王在宁地休整后，对商军决战前与各路诸侯在此盟誓灭纣，并对三军作最后动员。

春秋为晋启南阳地

    周武王灭商后，大行分封诸侯，古修武为三监之一蔡叔的属地，并在修武筑有蔡邑作为蔡叔的采邑。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因其年幼暂由周公姬旦摄政，蔡叔和管叔皆不服，联合武庚一起叛乱，被周公平定，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他的封地也被收回，直属西周王朝，为畿内地。但到春秋以后，王权日微，诸侯崛起，至周襄王时，因太叔带围攻周都洛邑，襄王被迫到郑国避难。晋文公闻讯后，即率领晋国军队救助襄王，打败了太叔带，恢复了襄王的王位。因晋文公护王有功，周襄王将东起朝歌、西止轵城，北到太行，南濒黄河，包括古修武在内的大片土地赐给晋文公，晋国将此地命名为南阳，并在修武修筑南阳城，这就是历史上修武又名南阳的来历。春秋时期，很多著名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古修武一带，如“管鲍之交”、“大公无私”、“识机察变”、“孔子问礼”等。
    【管鲍之交】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从小就是好朋友。管仲早年丧父，家庭贫困，为生活所迫，曾和鲍叔牙到晋国南阳（今修武）一带贩牛，每次分利，管仲都要多取一些。为此鲍叔牙的仆人十分不满，叔牙对他们说：“管仲并非贪利之人，只因他家比我家穷，所以我让他多取一点养家糊口。”管仲被人欺辱而不反抗，人们都说他胆小，叔牙则说：“管仲家有老母，怕斗殴出了意外，老母失了依靠。”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仕齐国公子纠和小白，最后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在国君继承权的争斗中胜利，鲍叔牙极力推荐管仲为上卿。管仲当权后，对齐国进行了一番改革。此时为了让管仲充分发挥才能智慧，鲍叔牙谢绝挽留，悄悄离开了齐桓公和管仲。几年时间，齐国迅速富强起来，很快成为诸候盟主。人们都称赞管仲的治国能力和为人，而管仲却说：“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后来，人们常用“管鲍之交”或“管鲍遗风”来称赞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
    【大公无私】春秋晋平公时，南阳（即今修武）缺少一个县令。晋平公问祁黄羊：“你看谁能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说：“解狐这个人不错，他任南阳令很合适。”平公很吃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祁黄羊笑答道：“您问的是谁能任南阳令，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很对，就派解狐管理南阳。解狐上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普遍好评。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担当这个职务？”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平公又觉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的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去当法官，而不是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又派祁午当了法官，后来祁午果然成了能公正执法的好法官。孔子听说这两个故事后称赞说：“好极了！祁黄羊推荐人才，对别人不计较私人仇怨，对自己不排斥亲生儿子，真是大公无私啊！”
    【识机察变】宁嬴，以邑为姓，春秋时期晋国南阳宁（今河南修武县）人，为宁地逆旅大夫。当时晋国有位两朝元老叫阳处父，他曾是晋文公重耳的大将，晋文公死后，他又辅佐晋襄公继承霸业，晋襄公因而尊他为太傅。晋襄公六年（前622年），阳处父出使卫国，返回时途经宁地，当夜宿在宁嬴的客舍。宁嬴看到阳处父举止豪放，相貌堂堂，又久闻其名，遂十分钦慕。他对妻子说：“我一直在寻求一位值得追随学习的君子，今天终于找到了。”第二天，阳处父动身时，宁嬴就收拾行装，和他一起上路。阳处父作为晋国的太傅，可谓位高权重，本来是看不起宁嬴这样的小人物的。但他看到宁嬴对自己倒也恭敬小心，心里很是受用，遂在路上交谈起来。谁知道当他们走到温地时，宁嬴竟然不辞而别地回家了。宁嬴的妻子看到丈夫刚走却又回来，吃惊地问道：“夫君既然已经找到了学习的榜样、追随的偶像，却又半途而返，这是怎么回事呢？”宁嬴回答说：“我初见阳处父时，确实为他的君子形象所吸引，认为他就是真正的君子。但到路上我们交谈时，我发现他性格刚直倔强，而且言语华而不实。《商书》上有言：‘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天为刚德，还不违反时势，更何况人呢？阳处父这样为人处事，必然招致小人怨恨。我假若跟着他，恐怕不但学不到什么，反而可能引祸上身，所以我还是趁早离开他为好。”阳处父回国后，果然被晋国的另一位大将狐射姑刺杀。《国语》、《左传》等史书因而称赞宁嬴善于识机察变。
    【孔子问礼】春秋末年，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从鲁国（今山东曲阜）出发，途经宋国（商邱）、郑国（今新郑县）、卫国（今汲县），到周天子那里去（洛阳）。当他们一行走到今天距县城西北十五里的孔庄（今属焦作市山阳区）时，路上有三个小孩正在玩土筑城游戏，挡住了孔子前行的车道，孔子叫小孩让路，一个小孩反问道：“自古以来都是车绕城走，哪有让城与车让路的道理！”孔子听后深感有理，就命弟子驱车绕城而过。后人为颂扬孔子从善如流，便在这里修了孔庙，还立起了“孔子问礼处”的碑刻。据道光《修武县志》记载，此村旧名聃村，后因此事遂改名为孔庄。现庙已无存，问礼碑现存修武县文管所，为明崇祯四年（1631年）重立。

战国为群雄纷争地

    春秋、战国之际，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各新兴地主集团之间互相争斗。前490年，赵氏击败范氏、中行氏；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又灭知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只剩赵、韩、魏三家，晋君反而成为附庸。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三国诸侯。南阳之地为魏国所有。此时的修武，西扼秦韩，北达燕赵，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战国时期兵车冲会之区。城邑有南阳城（一说为今焦作市马村区安阳城村，一说为今修武县城）、山阳城（今焦作市山阳区墙南村）、聩城（今焦作市马村区寨村）、大小修武城（俱在获嘉县宣阳驿）等。战国七雄争强，魏国以南阳一城塞秦韩之喉，兵来车往，战斗不休，生民之祸酷矣！
    此时，关于修武（南阳）的战事不绝于书：
    《战国策》：拔邯郸，完河间，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张仪告公仲，令以饥故赏韩，王以近河外。魏王惧，问张子，张子曰：“秦欲救齐，韩欲攻南阳。”
    《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阳以和。……“魏世家”：安厘王四年，秦破我，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请予秦南阳以和。……“张仪传”：魏绝南阳。……“白起传”：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二年，赵人、魏人伐韩华阳。韩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陈筮如秦见穰侯，穰侯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至，败魏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沉其卒二万人于河。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云云。王不听，卒以南阳以和。

两汉为二帝亲征地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修武自此设县，隶属三川郡。由于秦始皇及秦二世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极为残酷，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秦始皇死后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暴秦很快被灭，此后又经四年楚汉战争，刘邦建立了西汉。此后东西两汉长达四百余年，古修武之地被析分为修武、山阳二县，俱属河内郡。历史有时是很巧合的，就以两汉来说，两位开国皇帝都曾到过修武，而且刘邦夺取韩信兵权后，他的命运随即发生了重大转折；而对光武帝刘秀来说，则率兵亲征，攻下修武、河内后，把此地经营成他称帝的重要根据地。更奇妙的是，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被迫禅位后，被奉为山阳公，都浊鹿城（今修武县五里源乡李固村），并在此居住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其去世，也被埋在这里。
    【刘邦修武智夺韩信兵权】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先在蕲县大泽乡起义，各地农民斩木为兵，揭杆为旗，纷起响应。陈胜、吴广牺牲后，以项羽、刘邦为首的两支起义军成为反秦主力。项、刘联合灭秦后，项羽自称为西楚霸王，分封刘邦为汉王。之后，项、刘之间为争夺天下，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刘邦手下有一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初属项羽，因不能用，继归刘邦，在萧何的举荐下，被任为大将，多次胜敌，逐渐拥兵自重，不愿接受刘邦调度。公元前204年，项羽将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向驻扎在修武的韩信求救，韩信迟迟不动。刘邦经过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几番周折，向北渡过黄河，当天傍晚赶到修武。这时只有夏侯婴一个人跟随着刘邦。在修武，刘邦听说韩信和其助手张耳就驻扎在附近。刘邦对韩信的按兵不动十分生气，更何况韩信兵力日渐强大，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要借此机会削弱韩信的兵权。这天夜里，刘邦和夏侯婴就在修武的传舍（即旅馆）里商定了一个夺取韩信兵权的妙计。
第二天凌晨，刘邦单身独骑驰向韩信和张耳的营帐。守营卫士拦住去路，刘邦诈称：“我是汉王使者，有重要军情向韩将军报告。”刘邦进入营帐后，发现韩张二人还在酣睡未起，就收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接着，又用大将的旗帜召集军中将领。韩信、张耳闻听外面人声吵杂，起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汉王刘邦正在军前发号施令。他们二人赶紧上前请罪，刘邦当面责怪他们：“身为大将，不知警惕，而且纪律不严，防务松驰。”于是宣布更换他们的职务：张耳坚守赵国地盘，韩信收集还没有发往荥阳的军队，改道攻打齐国。
    【刘秀亲征修武】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其苛政暴令引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新王朝很快灭亡。在这场农民起义中，汉朝皇族南阳人刘秀迅速崛起。更始三年（25年），刘秀在部将的拥立下称帝，国号为汉，年号建武。之后，他开始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
    刘秀称帝当年，他决定率兵征讨青犊军。行前他对部将谢躬说：“我追击青犊军于射犬，河内山阳的尤来军势必要惊慌逃奔。如果将军乘机带兵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必然会大获全胜。”谢躬遵命。果然，刘秀杀败青犊军后，山阳的尤来军向北逃窜。于是谢躬留下副将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居守邺地，他亲自率兵拦截。但尤来军处身死地，拼死作战，结果谢躬反而大败而回。建武二年（26年），刘秀率兵亲征修武，所向披靡。更始帝的河内郡守将鲍永、冯衍等得知更始帝已被诸将内讧杀死，就穿上丧服，草草地祭奠一下，然后和部下封上印绶，收缴兵器，身着平民服装奔赴修武，向刘秀投降。

魏晋为七贤聚会地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和吴、蜀两国鼎足而立，史称三国。修武属魏国，仍然被析置为修武、山阳二县。不过，山阳县属河内郡，修武县属朝歌郡。魏国建国之初，即一改曹操统治时期举贤任能、发展生产的新兴气象，就开始腐败。至魏明帝曹睿时，腐败更甚。这时候，魏国惟一的谋略家、军事家司马懿及其儿子们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逐渐把持了朝政，而且开始夺权。司马氏集团为扫除异己，大张挞伐，滥行杀戮，使朝野上下危机四伏，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思想领域发生了一次大裂变，由此也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思想解放浪潮，随之亦产生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群体，即所谓的“魏晋名士”。而活动于修武县北五里源一带及百家岩山林里的“竹林七贤”则是这个群体
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谯郡銍（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竹林七贤”的实际领袖。公元243年，嵇康举家迁居河内郡山阳县，从此在此寓居长达20年之久。随后，他的好友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人追迹而至，其中山涛、向秀二人是河内怀（今焦作市武陟县）人。他们或久留，或小住，以嵇康为核心，饮酒赋诗，抚琴作啸，议论时政，评品人物，甚至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以显示其蔑视礼教、淡出利禄、超然物外的雅士情怀。因为他们常在竹林之中聚会，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
    原籍江南的嵇康之所以会选择山阳作为自己的长期寓居之地，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因此官员们多在这里占田建宅，特别是位于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嵇康的父亲嵇昭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嵇康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因而嵇康在山阳寓居，一是其父早已在那里置办有庄园，二是可能长乐亭公主在山阳有水碓。
    此外，从嵇康个人来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易代之际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朝政极其血腥黑暗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殃及不少文人，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出于洁身自好和保命全身的考虑，嵇康不得不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尽管他离京而去，表面上轻名教蔑礼法，那是他对执政者打着“礼教”旗号而大肆诛灭异己的虚伪和残暴的极端不满，其实他骨子里却是忠实的儒家信徒，更何况他是曹魏皇室姻亲，朝政的变故必然关系到他自身。而山阳距离当时的京城洛阳不过二百余里，他在这里既可以观察朝政，又能暂避司马氏集团的拉拢或诛杀，从而成为他与政治和信仰之间不离不弃的理想选择。
    竹林之游的确切地点应在今修武县五里源乡以北云台山以南一带。在这里，嵇康有两处住宅，一处是位于五里源附近的园宅。南朝刘宋时期郭缘生所撰的《述征记》载：“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古山阳城在今焦作市山阳区墙南村一带，至今仍存有古城墙，而五里源正在墙南东北方向，其直线距离也在二十里上下，九十年代该乡东水寨村还有大片竹林。另一处即是位于方庄镇百家岩的山间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百家岩即拥有别墅。关于这一点，嵇康在与友人的互赠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徉”。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百家岩的嵇山别墅，也就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处宽约30米、长100米的平缓之地，可供百家居住，故名百家岩。这里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长啸台、王烈泉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均有详细记载。
    关于竹林之游在修武的另一条有力的证据是自五代后梁至宋、金、元、明等朝代存在的修武县七贤乡建制。后梁贞明七年（921年）百家岩石幢有“七贤乡李固镇韩绪造”字样；云台山药王洞中碑刻有“大金国东南路怀州修武县七贤乡西冯营村修孙真人石像记”的文字；元代翰林编修、监察御史汲县王恽《七贤乡》诗有“不到山阳二十年”句。综述各种历史地理资料，当时的七贤乡应包括今天的修武县五里源乡、方庄镇及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乡部分村庄，正合史书所说的竹林之游在修武县东北部的记载。

北朝为区划混乱地

    西晋是一个腐朽且短暂的朝代，晋时古修武之地仍被分为修武、山阳二县，修武县属朝歌郡，山阳县属河内郡。曾在修武作过修武令后累官至侍中的石崇，极其奢侈糜烂，室宇宏丽，姬妾成群，丝竹尽当时之选，疱膳穷水陆之珍，尤叹无可下箸之味；河内山阳人苟晞，不仅官至都督中外诸军事，而且封爵东平郡公，可谓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但他凶暴嗜杀，日加斩戮，流血成川，民不堪命，号之为“屠伯”。此二人都和古修武有关，且一文一武，正好体现了西晋统治集团的恶劣本性。
    西晋亡后，古修武之地先后被匈奴政权前赵（刘氏）、后赵（石氏）、前燕（慕容氏）、前秦（苻氏）、后燕（慕容氏）占领过，因朝代更迭过频，且十分混乱，此时的修武区划历史没有记载。北魏统一黄河以北诸郡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稳定下来，进入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在古修武曾三次设郡，一次是北魏孝明帝的孝昌二年（526年），设山阳郡，但旋置寻罢；一次是东魏时在古修武设广宁郡，至后周时废；一次是后周时设修武郡，至隋开皇初年（581年）废。同时，郡下设县。北魏时，修武之地被析置为南修武、北修武、西修武、山阳四县，在未设山阳郡和广宁郡时，属汲郡管辖。不过，西修武也是旋设旋废。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合南修武、北修武、山阳三县为修武县，并迁县治于西修武故城（即今修武县城）。至此至今，修武县之名再无变更，且县城也未再迁移。综合北朝时期，古修武之地区划十分混乱，不仅有郡县之别，而且被析置为多县，且时分时合。直至目前，南、北、西三修武和山阳的具体范围仍是学者研究的课题。

隋末为李氏割据地

    隋开皇四年（584年），将原位于今新乡县的获嘉县移治修武县东部（今获嘉县全境）。至此，古修武被划分为修武、获嘉两县。开皇十六年（596年），划修武部分区域另设武陟县。大业初年（约605年），废武陟仍入修武，属河内郡管辖。
隋朝末年，赵州人李育德兄弟曾在修武一带割据。李育德，隋末唐初赵州人。其祖父李谔曾官至通州刺史，为一代名臣。至李育德，家财巨富，奴仆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各地开始起兵反隋。李育德招兵买马，据守修武县城以自保，击退了来犯的各路军马。隋亡后，各地军阀仍然争战不休。李育德起初投靠李密。王世充打败李密，他随即以修武之地降顺前来征讨王世充的秦王李世民。李世民遂于修武县北的浊鹿城（今修武县李固村）设置陟州，拜李育德为陟州刺史，以原修武县为紧县。当时，李育德的兄长李厚德被王世充扣留在洛阳。一日，李厚德乘守卒不备，从洛阳逃出投奔其弟李育德。但刚渡过黄河，就又被王世充的殷州守将段大师抓获。段大师逼迫李厚德给李育德写信，要他以陟州来降。李育德害怕段大师杀害其兄，就假装答应了段大师，同时积极想法营救。李厚德十分机智，他暗中结交看守他的校尉，让他们秘密招来他在殷州的好友贾慈行，二人很快商定了驱逐段大师的计策。第二天深夜，贾慈行按计偷偷登上城墙，故作惊慌失措，一边奔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不好了，唐兵登城了，快逃命啊！”殷州守军早已不满段大师的专横暴戾，且又十分恐惧勇猛的唐军。因此当他们听说唐兵登城，顿时一片大乱，四散逃命。李厚德乘机鼓动群囚，在被他收买的校尉的帮助下，打出监牢，率领群囚杀死殷州长史。而段大师早已闻讯，仓皇缒城出逃。李厚德即以殷州来降李世民，李世民喜出望外，遂拜他为殷州刺史，并废陟州，因李育德为弟，任其为李厚德属官。不久，李厚德回老家赵州省亲，命李育德留守殷州。李育德骁勇好战，率殷州将士猛攻王世充部将据守的河内郡，攻陷兵堡三十一所。王世充闻讯大怒，发精锐兵力数万人合围殷州。李育德率守军虽奋力抵御，但终因寡不敌众。殷州很快城破。李育德誓与殷州共存亡，连杀王世充军数十人，最后遍体鳞伤，力尽而死。

唐代为韩愈故居地

    唐武德二年（619年），在浊鹿城（今李固村）设陟州，修武属之。武德四年（621年），废陟州，修武属殷州。又析修武部分地区设武陟县。贞观元年（627年），修武改属怀州管辖。唐代，不仅来修武游历的文人众多，如王维、钱起、李益、周贺等等，而且修武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冠古今，光耀史册，并被誉为“百代文宗”，成为修武人民永远的骄傲。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中期河阳军怀州修武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根据修武县《韩文公门谱》记载，自韩姓始祖韩万传至42世韩均，为北魏银青光禄大夫，金部尚书，出为定州刺史，转青冀二州刺史，恤民廉谨，甚有治称。韩均之孙、44世韩镶，因魏政始乱，遂于神龟元年（518年），隐居北修武安阳城，死后葬于韩坡，是为修武韩姓之始。隋大业八年（612年）世乱，强人占山。韩氏遂迁居修武南阳城东郭门内韩氏别墅。因韩氏郡望在昌黎，所以韩愈又对人常自称“昌黎韩某”，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死后获谥为“文”，因此后人尊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他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年），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后又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归葬故里韩氏祖坟韩陂。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北宋为御书珍藏地

五代时期，修武仍属怀州管辖。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曾改修武为镇，并入武陟县。元祐元年（1086年），废镇复县，属河北西路怀州管辖。五代时期，道教北五祖之一刘操（即刘海蟾）曾在修武县城北二十里的马坊泉一带修行，至今这里仍流传着“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北宋时，当地出了一位原本文士后为武将的名人苏立，官至右旗骥副使，同提点湖南、两浙刑狱公事，死后朝廷重臣司马光亲自为他撰写了《苏旗骥墓碣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因为修武地近京畿，且百家岩自古为天下名山，这里曾是保管宋太宗御书的重地。宋太宗（939～997），原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讳改名为赵光义。他22岁参与陈桥兵变，38岁继位，成为北宋的第二任皇帝，并改名为炅。赵炅留意翰墨，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体，尤以飞白体最长，连当时的钱币“淳化元宝”也是他的亲题。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以宋太宗墨迹赐天下名山，百家岩寺获赐若干轴，并建御书阁安放，百家岩寺僧人专门保管。北宋时高僧智深和尚，就是以“掌御书恩例”得度为僧的。另百家岩有题名石碣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有职官名李子从者专门到百家岩检点太宗御书。

金初为岳飞抗金地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进入黄河流域，北宋灭亡，修武沦为金地，属河东南路怀州沁南军。兴定四年（1220年），析修武东北部地区在重泉村设山阳县，隶属辉州。
    金朝初年，由于金军的烧杀掳掠，这里的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反抗金军的掠夺屠杀，他们结成义成给金军以沉重打击，抗金名将王彦领导的“八字军”是义军中最著名的一支抗金武装，他们在修武县北部的太行山九寨关一带多次重创金军。民族英雄岳飞从河南汤阴老家参加抗金的第一支队伍，就是活动在九寨关一带的“八字军”。“八字军”得名的由来，是这支队伍的全部将士脸上都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由于“八字军”将士英勇善战，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0万多人。在与金军的多次作战中，岳飞的军事才能逐渐显现出来，他曾率军与金国耶乌居大战于九寨关，并枪刺敌酋黑风大王，敌众败走，迫使金兵在泽州与宋军言和。现九寨关东南15公里的宋营村，就是当年岳飞的军营所在地，村中古树下现存的一块棋盘石上还刻有两个正楷字——“大宋”，它正好是对这一带抗金历史的注解。后来，岳飞来到开封，受到宗泽赏识，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
    金朝末年，由于蒙古军南下，当时的大诗人元好问的家乡太原秀容沦陷，他因此流亡到河南，并多次游历怀州修武一带，在此期间的诗作有《萧仲植长史斋》、《戊戌十月山阳夜雨（并序）》二首、《马坊冷大师清真道院》等，并受邀为为邱处机在马坊创建的真清观（又名清真观，俗称海蟾宫）撰《清真观记》。

元代为驸马家乡地

    1279年，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统一全国。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辽阔。元政府建立行省制度，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当时的修武隶属于中书省怀孟路，后改为怀庆路。在元代，蒙古统治者实行种族等级制度，原则上汉人和南人不准担任地方官的正职，如修武县的县尹为汉人，但他必须听命于修武县的达鲁花赤。但也有例外，修武县在元朝中后期，曾经有两人先后在朝中身居要职，他们就是人称薛驸马的薛澍和逯鲁曾。
    薛澍（1249～1346），字时卿，号朴庵行人。祖居山西汾河东，金朝末年随祖父十余口迁居修武县利平乡郇封村。他谆敏好学，博极群书，宗主孔孟。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进士及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初授承务郎主事，历榷茶转运使，后任吏部尚书，兼掌五部事。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贵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薛澍任尚书后，力主救时伸道，用夏变夷。他在朝中着汉服，讲汉话，尽量缩小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促进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故时人称之为“元天一柱”。薛澍居官清廉，法度严明，从政四十余年，政绩卓著。元顺帝封其为河东郡侯，其父、祖父也俱得到追封。至正六年（1346年）寿终，年九十七，归葬故里，顺帝赐匾“崇祀乡贤”，集贤殿大学士许有壬为其碑手书“元故通议大夫吏部尚书薛公之墓”。薛澍后来被修武县及附近邻县的薛姓奉为始祖。
    逯鲁曾（？～1352），字善止，元代修武县恩村人。天历二年（1329年）中进士第，初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历御史台掾、太常博士、监察御史、枢密院都事、刑部员外郎、宗正府郎中，出任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又任佥山北道肃正廉访司事，入朝官拜礼部郎中。至元六年（1340年），伯彦之侄脱脱乘伯彦出猎之机，发动政变，驱逐了自己专权暴横的叔父。当时逯鲁曾身居监察御史一职，上书弹劾七名伯彦之党，为脱脱整肃朝政立下大功。之后，他又任枢密院都事、刑部员外郎，为很多横遭伯彦诬陷妄杀的大臣平反冤狱，并释放他们的妻子儿女，归还被伯彦党徒霸占的财物。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元朝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同时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江淮一带爆发了红巾军农民起义。第二年，丞相脱脱亲自率大军前去镇压红巾军，逯鲁曾随军为资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领征讨事。攻打徐州时，因官军不习水战，脱脱遂命逯鲁曾召募熟通水性的盐丁五千余人，训练后随元兵围攻徐州，扑灭了徐州红巾军芝麻李部，全城百姓也惨遭屠杀。不久，逯鲁曾病死军中。

明末为官匪蹂躏地

    元朝后期，蒙古和汉族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农民无法生活，流民遍地皆是。与人祸荼毒的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从泰定元年（1234年）开始，河决、山崩、旱灾、水灾、虫灾史不绝书。就以修武来说，泰定三年（1236年）起初大旱，继以蝗灾，全县颗粒无收；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发生地震，声如雷霆，房屋倒塌，修武百姓死伤惨重。全国其它地区的各种灾害同样十分严重。于是，在元朝统治相对薄弱的江淮地区，爆发了红巾军农民起义，其中以朱元璋为首的一支红巾军力量不断壮大，并于1368年攻入大都（今北京），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之后，朱元璋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完成了全国统一。明朝时期，撤销中书省，修武县属河南省怀庆府管辖。明朝建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形成“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北方近城，地多不治”的残破景象，造成大量土地荒芜。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于洪武初年一方面采取“奖励垦荒”的政策，在中原地区计民授田；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移民，充实中原地区。其中，从山西洪同县迁徙大量农民来到河南修武县，今天的修武人很多都是当时洪同移民的后裔。

    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朝廷不断加派田赋军饷，不仅贫苦的农民无法生活，鬻子卖妻，就连大量的中小地主也被迫出卖田地房屋。当时修武县一位生员在《改驿奏疏》中说：“近年辽饷逐年增加，修武县驿递冲繁，差役才完而又公派复征，田赋才交而摊派复出，即使把来年土地所有的产出，家中所有的收入全部上交，也不能应付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大旱，困苦不堪的陕北农民再也不堪忍受天灾人祸，揭竿而起，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李自成的农民军实力最为强大。

    据史料记载，李自成的部队曾经七次来到修武县。明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李自成起义军攻陷泽州（今山西省泽州市），军威大震。半年后，南下太行山，进入修武境内，一战后离去。同年九月，起义军二次进入修武县，并攻陷修武城，入城后三日而去。同年，起义军三次进入修武，与官军左良玉部激战后转移。崇祯六年（1633年），起义军与左良玉部在辉县作战后，从辉县十八盘、黄水口一带南下四次进入修武县境；二十日，在修武境内一战后经柳树口入晋。同年秋，起义军五次进入修武，不久离去。同年，起义军从泽州经济源六次进入修武，与怀庆府官兵一战后撤走。同年，起义军第七次进入修武，与左良玉部三次战后，转移到山西省境内。

    旧志对起义军第二次进入修武时的活动情况记载较为详细。农民起义军初期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他们完全处于史称的“流寇”状态，哪里有粮哪里去，哪里有钱哪里抢，不分贫富贵贱，不论男女老幼，一路烧杀掳掠，不计其数的无辜生命被他们所戕害，所经之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李自成派他的部将豹五率领二十万农民军从泽州翻越太行山进入河南北部。九月二十二日，豹五率众突至修武，两天之内杀死百姓近万人，太行山前后尸横遍野。二十四日，豹五军攻入县城，除杀死县丞周玖传、典史于守彬、训导朱家彦、驿丞张社、乡官教谕李时华、教授侯来同、戊子库大使焦镛外，又杀在城百姓一千多人。许多妇女害怕被辱，抱婴携子投井自尽。又有许多妇女连夜逃到沁河岸边，但武陟县禁止渡河，后面又有起义军中的败类脱光衣服在追赶，她们吓得纷纷跳进冰冷的沁河之中，两千余名妇女被活活淹死。老病不能外逃的，农民军把他们或锁于一屋，或堵于一洞    ，然后纵火焚烧，很少有能够从中逃生的。至于牛马金帛，更是一扫而空。更为可恨的是，农民烧杀掠夺于前，官军屠杀百姓献功于后。豹五的部众攻入县城时，阳和卫的官军就在修武县平陵一带驻扎，距离县城仅有三十里。三日后，豹五撤退，阳和卫兵方才进军县城，又杀在城百姓千余人冒功请赏。豹五的部队闻知官军进城，再次杀回，惨烈同前，夜焚民居光映四五十里，昼劫乡镇各处三二百家。此时的修武百姓，真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历经这次劫难，逃脱外地或屏息尸底、埋身草莱的修武人不及一半，回到家乡居住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修武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清代为康乾巡幸地

    1644年阴历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在万岁山上吊自杀。此时，关外的清军也对中原虎视眈眈。当李自成进京的消息传到关外，摄政王多尔衮急忙率领清军南下，在明将吴三桂的协助下，清军大败李自成农民军，很快入关，顺治帝随之迁都北京，入主中华。清朝时期，修武县沿袭明制，仍为河南省怀庆府的属县。清代修武县的第一个知县边大绶很有传奇色彩。他原为明时米脂县令，李自成渐成气候后，崇祯帝曾下密诏命他将李自成在米脂的祖坟掘掉，断其龙脉。边大绶历经周折，最终将李自成的祖坟挖毁，随后潜回家乡躲藏起来。李自成对他恨之入骨，经多方访拿，还是抓住了边大绶。但李自成来不及惩治边大绶，即被清军赶出关外，边大绶在随农民军撤退时，离奇逃脱。后来，边大绶曾根据自己从农民军中逃脱的经历，撰成《虎口余生记》，在清初一度流传甚广，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父亲）还将此书编成名为《虎口余生》（又名《表忠记》）的杂剧，在自己家中演唱，后又被同时代人编为昆曲同名剧目。甚至有红学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中妙玉的原型就是边大绶本人，可见边大绶其人其事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影响。
    清代，曾有两位皇帝巡幸修武，并在此驻跸。一位是开创康乾盛世的一代名君康熙皇帝，一位是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在位时间最长、又最长寿的乾隆皇帝。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西巡时，曾驻跸修武，并在此考试豫省文章，时任修武县教谕王郊基被取为钦定第一。之后，王郊基被引见乾清门，授临海县知县。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西巡，驻跸修武。当时，乾隆皇帝的车辇从辉县东北进入修武县境，沿太行山西行。到百家岩时，他曾作《七贤咏》一首：“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向秀佐锻炉锤操，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五君成咏寓贬褒。我过山阳望古遥，土阜惟见横岧峣，犹使逸兴轩轩飘。”之后，过万斛村、小墙北，到达漫河沟后东折。由于河沟路十分崎岖不平，车驾不能行走，时任修武县知县顾鸿督率百姓在河沟垫上石磙，上面架上厚实的木板，再铺上一层黄土，然后洒水，用木杵坚筑，铺就了一条宽三丈六尺的“御道”，并在两旁用绳拦截，不许行人出入。乾隆皇帝驻跸修武期间，行宫设在前马作东一里左右、定和村东北二里左右、承恩镇西北三里左右的地方。行宫东西顺长一百数十弓（一弓合今1.6米），南北横阔约二百余弓。乾隆皇帝的黄棚居中，外面环绕了一百多个小帐篷，周围拦以长绳，绳上悬着铜铃，一碰即铃声大作，起到报警的作用。邻村百姓不敢靠近，但在更深漏静之时，犹能听到笙歌细乐之声。因乾隆皇帝曾在此驻跸，此后获地名为“御营”。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都城。随即洪秀全派遣李开芳等将领率二万余名太平军将士北伐。太平军北伐将士出江苏，过安徽，取得节节胜利，进入河南。为了攻打怀庆府，李开芳率领一路北伐军自东向西从修武过境，他们纪律严明，对百姓没有骚扰。北伐军所到之处，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人民的反清斗争。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修武县民众掀起抗差抗粮活动，并欲建旌抗官，但因地主阶级的破坏，此事未竟。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一小部至修武城下，知县孔继中率守城清兵拚死拒守，县城几欲被下，由于清兵援军赶来，太平军撤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获嘉县农民起义军李占标率部向西进入，路过修武攻城不下，绕县城北而过。经此二役，知县孔继中以土城未可凭恃，遂于同治初年纠工兴修砖城。同治六年（1868年）冬天，捻军张宗禹部由陕西渡过黄河，经济源直趋修武，对修武县城发起数次猛攻。由于县城新修为砖城，十分坚固，捻军的火炮攻城不能奏效，在县境驻留七天后离去。第二年三月，张宗禹部复由东路折回，经县境北部西进，在清化（今博爱县）与清兵相遇，发生激战，捻军损失严重，失利后再次东走。捻军两次过境，由于修武县城居民有砖城可依，无人死伤。但乡村死难者多达1613人，其中男性997人，女性616人。

革命烽火燃古城

    修武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三千多年来，朝代更迭，人间沧桑，勤劳朴实的修武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与大自然与压迫剥削者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汉代曾有铁官刑徒举行抗暴斗争。近代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革命军的影响下，修武民众屡屡开展抗粮抗差活动。辛亥革命时期，修武籍志士程毅为推翻满清统治奔走呼号，协助革命领袖秋瑾做了大量工作，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英帝国主义攫取了修武焦作煤矿的开采权，英福公司在这里建矿筑路，霸占土窑，扩展地盘，迫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沦为煤矿工人。此后，反对英福公司掠夺矿产的斗争接连不断，曾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2年，党组织即开始派遣共产党员到修武县领导工农运动。1923年2月，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道清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起修武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怒火。6月中旬，中共中央河南特派员王若飞派罗思危、刘昌炎等到焦作发动工人罢工，声援沪案。7月10日，声势浩大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拉开了序幕。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焦作支部。煤矿工人团结在焦作支部周围，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    经过8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并热情称赞他们“特别能战斗”。1925年10月，中共焦作地委书记罗思危派共产党员关永福和江田（即江镇中）沿道清铁路南侧村庄东行到修武县城，调查农民生活情况，了解农村的人口、土地和生产经济情况以及租佃关系。这次调查，成为修武农民运动的先导。当年冬天，经过充分发动，成立了修武县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秦屯农民协会，又在耿作办起贫民夜校，向当地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启发革命觉悟。秦屯一带的农民运动很快影响到周边地区，到1926年6月，全县已建立两个区级农民协会和26个村级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9000余人。1927年初，已经加入共产党、正在武陟省立第二商校上学的耿作青年李凤岚，利用寒假回家的时间，在耿作、秦屯、大北张等村发展了七名党员。正月初八，在翟茂林的指导下，建立了修武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耿作支部。
    大革命失败后，修武县的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27年6月，地下党领导的王褚农民抗捐斗争取得胜利。1928年1月，阎廷弼等20余名共产党员在秦屯、耿作等村40多名农会会员的配合下，夜袭警察局，杀敌三人而自己无一伤亡，缴获枪支16支，子弹百余发，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作了英勇的尝试。1935年12月，焦作理工学院在全县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途径新乡、郑州、开封、徐州等地，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讲演时事，鼓舞斗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沉闷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2月18日，修武县城沦陷。中共修武中心县委联合进步人士，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支队。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河南省惟一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县级政权。它在维护社会秩序、支持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为部队输送兵员、打击日寇汉奸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抗战前期，修武军民先后进行了夜袭县城、板桥战斗、李河车站战斗、纸坊沟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特别是李屯伏击战，这次战斗不仅一次性歼灭日军200余人，击毁敌人70多辆车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而且这次战斗还是国共两党及军民在修武共同合作抗击日军的典型战例。1938年12月，国民党顽固势力发动了“许河事件”，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打垮，此后修武革命进入又一次低潮。但万箱铺、小庄两个村的党支部和焦作煤矿党组织坚持斗争，特别是万箱铺党支部，组织青年合作社对抗村里的伪保组织，打击敌特，运送伤员和情报，成为敌后对敌斗争的一面红旗。1943年，八路军老二团再次下山开辟修武抗日根据地，重新成立了中共修武县委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和帮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修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和对敌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了太行抗日根据地。1944年春，太行军区第七、八军分区发动路南战役，其中的五里源战斗对盘踞在五里源一带的日伪军给以毁灭性打击，光复了修武大部分地区。1945年9月13日至14日，八分区司令员黄新友指挥老二团、决七团、沁河支队和修武独立团攻克了修武县城，抗日战争在修武取得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即以3个师27000人的兵力进犯修武。县委、县政府向北部山区转移。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县委抱着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号召翻身的农民拿起枪杆子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踊跃参军，走上前线。1947年2月，县委根据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了“开展游击战，实行地雷战，全民皆兵，人自为战”的决策，杀敌英雄层出不穷，连志中和他的武工队用麻雀战的战术到处打击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刘怀松、张凤梧带领区干队和轮战队三次智截国民党四十四师，打出了威风，震慑了敌人。1948年7月，修武县独立营四天三战三捷，取得了辉煌战果，把修武的解放区由原来的沿山一带推到铁路沿线，彻底扭转了修武局势。1948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纵队在郇封将从焦作东逃的敌四县指挥部及保安二旅等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此次战斗全歼国民党军5700人，为新乡乃至整个华北的解放扫清了障碍。郇封大捷后，修武县城的守敌已是四面楚歌，10月27日，守敌弃城东逃获嘉，修武县全境宣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