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村——修武县高村乡周流村

    修武县高村乡周流村原名周村，最晚在唐代初期就是一个以周姓为主具有相当规模的宗族聚居村落。在现有资料中，其村名最早出现在唐代麟德元年（664年）该村西明寺一通碑记中，距今已有1343年的历史。
    据清代道光版《修武县志·金石志》，在当时的周刘村东南西明寺内有一通唐高宗麟德元年的《西明寺佛像塔记》碑，碑体分三段，上段刻有佛像一座及陪像八座，中段刻有佛像二座及陪像四座，下段刻有碑文及供养人姓名。碑文前半部刻有“惟大唐麟德元年岁次甲子六月丁丑朔五日辛巳怀州修武县慈仁乡无为里周村一十八家敬造尊像一塔”等文字为始的供养记，后半部按家族列记参与此事的人名。道光志上无碑上人名，但台湾陆耀遹所著《金石续编》对其18家共130口的人名、世系、职务作了详细收录。按其所列人口情况，当时周村除刘氏、桑氏、叚氏、孙氏4家之外，其余14家均为周姓，而刘氏、桑氏两家也与周氏出身的女性有婚姻关系。因此，“周村”确实名符其实，村落的成员大部分姓周，可以看作是一个周姓的同族村落。
    在西明寺内麟德元年造像塔铭旁边，还有一通与“周村”相关的碑刻，即题为《周村四十余家镌像记》的唐开元二十四年(736)铭文碑。碑文以“维开元四年季岁次景(丙)子正月辛巳朔十八日戊戌，崇仁乡周村四十余家再镌”起始，内有“镌容刊像，承祖祢之前规，拔苦拯迷，为子孙之厚福”等语，由此可知“周村”周氏一族子孙于麟德元年之后72年、约历经两代之后的开元二十四年，仿祖先造像供养追刻此碑。相对于麟德元年碑所载之18家，开元二十四年碑所载人物增加了一倍多，达40余家，人口达到280人左右，可见“周村”的成长。开元二十四年碑应与麟德元年碑一样，镌刻了当时40余家供养人姓名，但道光志及《金石续编》却都省略未记。道光志仅记录了一位有官职的“瀛洲司马周务道”。
    周村被称为周刘村，有文字记载的则在金代。道光版《修武县志·金石志》收录有《重修古佛幢记》，碑文中有“南怀州修武县梁平乡周刘村有胜地一囗，不记其岁月之祥，建立古佛堂一所，乃为四民之善刹。……时大金皇统七年岁次丁卯四月八日记”的记载，推测此时刘姓人口已占相当比例，故而得名周刘村。其后至民国，周刘村名一直延续下来。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周刘村被才讹称为“周流村”。
    根据道光版《修武县志》及《金石续编》收录的关于周村（周刘村）的碑刻，特别是麟德元年碑所记的周村周姓家族成员及其职务情况，可知周村在当时的修武县是个很有政治势力的村落。拥有官职的供养人中，有州官头衔的二人，其中一人为汲郡从事（即卫州参军）周子囗，另一人是开元时期的瀛州司马周务道；任县令者二人，即并州交城县令周永建，曹州考城县令周义成；与折冲府相关者四人，即大陆吴泽二府校尉周仁悊、大陆府队正上骑都尉周行密，另外两人官阶不明，即上骑都尉周留买、骑都尉周又贤。此四人的职务都属于卫官，卫官不是正规的职事官，而是受祖父或父亲的资荫，在任正规官职之前的准备见习阶段的一种官职。因此可以这些人的祖辈过去或者曾经历官，或者是高品的带勋者，如此才有可能荫及孙辈。带勋者三人中，周行密以卫官任折冲府队正并且带勋，这种带勋者的职务，应当是通过府兵的外征，或往京师充任永久性的轮番勤务者而获得的。所以，行使基于官荫和勋官的特权，有数名类似折冲府校尉或队正这种卫官官吏的“周村”周氏一族，在当地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自然不可小看。由此看来，在唐代前期，府兵制发挥了它应有的机能，在滥授之前的勋官也拥有实质有效的特权，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周村”，确实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村落。
    此外，通过三通碑文，也可看到唐代及其以后金代周（刘）村所在乡名的命名及演变情况。麟德元年碑记中周村属于“慈仁乡无为里”，开元二十四年碑记中周村属于“崇仁乡”。一般说来，乡名虽以地缘性的命名为多见，但也常常由于孝子或德行者受到褒赏而随之更动的。这种乡名的变更往往会依据儒家伦理被冠以体现统治者理念的名称，与当地的固有地名没有联系。这一点与自然村落不同，自然村的名称与其地缘性或居住者姓氏密切相关，如当时的“周村”和金代以后的“周刘村”村名的变更。而乡是人为的行政单位，被冠以类似“慈仁乡”、“崇仁乡”的名称也是情理中之事。到金代，周刘村所在乡名则更改为“梁平乡”，梁平则可能与地缘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