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2年8月，伴随着一曲《广陵散》，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是如何呢？
嵇康被杀后，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
不久，他来到洛阳，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
据说，当时司马昭正在与臣僚在府中议事。
《晋书》本传记载：见到向秀，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传说尧帝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他俩不接受，就逃到箕山隐居，因此，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
向秀回答：“巢父、许由是狷介之士，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钦慕和效法”。
向秀的这番回答，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
从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担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
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个“朝隐”之士。《晋书》本传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一个寒冷的黄昏，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
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近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向秀又仿佛看见了嵇康、吕安等人的身影。
272年，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四十五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
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墓冢依然醒目。
嵇康被杀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
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阮籍知道，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离改朝换代的日子就不远了。
一个叫郑冲的官员提议，《劝进表》由大名士阮籍执笔。
最后，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原来，他只顾喝酒，竟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
来人赶紧叫醒阮籍，说《劝进表》等着急用。
其实，阮籍心里不愿意写《劝进表》。想用醉酒的办法搪塞过去，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
于是阮籍带着醉意，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好了《劝进表》。
司马昭看了《劝进表》后，满心欢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
写了《劝进表》的一两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五十四岁的阮籍，在痛苦、失望、忧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
临终之前，阮籍又想起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 ，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咏怀诗：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叟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去世两年后，265年8月，司马昭病死。
四个月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然后，率领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举行了隆重的“受禅”典礼。
司马炎登帝位，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随着司马炎登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官也越做越大。后来，他终于当上了司徒，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
山涛为官清廉。他虽然身处要职，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
283年秋天，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
山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司马炎面前，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还经常弹琴长啸吗？还潇洒地饮酒吗？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他又有何建树？因为史料的欠缺，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晋书•阮咸传》的结尾，知道他“得以寿终”。
《晋书》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机应不差。”
同向秀一样，嵇康被杀害后，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当上了建威参军。但是，他依旧嗜酒如故。
刘伶整日喝酒，不谋其政，每当朝廷询问时，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
最终，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
据有关资料记载，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开酒店做起了生意。
“桑古寺”靠近古驿道，加上刘伶酒名远扬，善于经营。因此，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生意兴隆。
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刘伶村。”后来，又更名为刘固堤村。
大约在公元300年，八十岁的刘伶病逝。
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晋书》本传记载：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过去与嵇康、阮籍曾经在此畅饮，共为竹林之游。自从他们两个逝去，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今日旧地近在眼前，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
西晋以来，嵇康、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名声日盛。
东晋之后，人们将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竹林之游”。
专家考证，大约东晋时已经有“七贤”的称呼了。
东晋时期，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因此，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
东晋思想家、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
鲁迅指出：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得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到了东晋，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
认识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
纵观历史，对于竹林七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丧；
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批评他们放荡无羁，破坏了纲常 ；
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清谈误国等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倾向于把西晋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
“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一时名士风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
鲁迅指出：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1960年5月，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
在画像砖上的七贤，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
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
据《续高僧传》记载：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
南北朝之后，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
在后人的歌咏中，他钟情山水，饮酒弹琴，不受羁绊，不肯随俗，桀骜不群。成为高士形象的代表。
杜甫在《入衡州》一诗中写道：
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
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
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
陆游在《自嘲》一诗中吟唱道：
华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懒为妨。病于荣宦冥心久，老向端闲得味长。
似水流年，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经演变为“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影响着后人。
在魏晋士人中，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嵇康。
嵇康正直、刚毅、高傲、反叛，不肯随俗。在他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913年，鲁迅开始重新修订《嵇康集》。
他历时二十多个春秋，参考多种版本，经过数十遍的校对，终于使《嵇康集》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
鲁迅校订《嵇康集》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文学的地位。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今天的人们该怎样评价和看待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呢？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提出、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并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
但是，如果将它们强调到极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使人们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
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
可以说，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本质上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
当然，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竹林七贤自然也不例外。
时光越千年，但是，他们仿佛还没有走远。
可以肯定的是，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今后，仍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被关注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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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旅游服务网发布信息时间:2012/3/11 9: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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